中國傳統對四餘的定義

《七政曆》在清初一直僅頒於直隸八府而不曾廣頒各省，而民間射利之徒為因應社會的需求，乃印售所謂的《便覽通書》，以供術家使用。由於當時民間所印的《通書》中，許多內容仍依據傳統舊曆的規則，使用新法的欽天監為杜絕此一現象，曾於康熙10九年正月奏請全面頒行《七政曆》，上因問大學士李霨的意見，李氏對曰：「頒行亦無益，星家所用皆與此不同」，康熙帝最後諭旨仍照現行例施行，稱：「《七政曆》分析節氣極為精細，但民間所用皆是《便覽通書》依舊曆所分節氣，雖頒發《七政曆》，未必能用」。由此顯見民間對七政四餘躔度的需求，一直是著眼在術數的應用上。

雖然四餘的推步多與交食及月離的計算攸關，然而此一意義需要具備相當的天文專業素養始能領會。在廣大的中國社會中，四餘則漸被神格化，如道教中即出現「交初建星羅喉隱曜星君」、「交終神尾墜星計都星君」、「天一紫道曜星君」、「太一月孛彗星星君」等神名。又，京戲中的《雙觀星》一劇，在記史建唐與高行周私出軍營，至觀星臺上察看敵將王彥章為何星下凡時，亦曾提及羅喉（誤作羅侯）與計都兩星君名。同樣的，《鬧天宮》一劇中亦敘及托塔天王率羅喉（誤作羅猴）、計都及月孛（誤作月白）等星官，赴花果山圍捉孫大聖的情節。

道教中甚至對羅、計的服飾均有詳細的描述，如羅喉真君乃「戴星冠，躡朱履，衣純玄之衣，手執玉簡，懸七星金劍，垂白玉環珮」，而計都真君則是「戴星冠，躡朱履，衣絳紗之衣，手執青玉簡，佩七星寶劍，垂金璫珠珮」。敦煌莫高窟第61號洞中，有一西夏時所繪的熾盛光佛乘輿圖，四周即畫有九曜星神的圖貌。福建莆田天后宮所藏的明代星圖上，亦繪有九曜星官的形像。

在釋、道兩教的經典中，更屢見有將四餘七政繫以吉凶吉凶之說者，如《正統道藏》中收有《元始天尊說十一曜大消災神咒經》，此經傳說是元始天尊傳法與青羅真人的，告其如遇「五星不順凌犯宮宿，照臨帝土及諸分野，災難競起，疫毒流行，兆民死傷」時，可速「塑繪十一曜形儀於清淨處，建立道場，嚴備香花燈燭，請命道士或自持念《十一曜大消災神咒經》一七日、二七日或三七日，修齋行道，禮念懺悔」，並稱如能虔心諷誦此咒，即可令「星辰順度，疾病消除、社稷安寧、人民道泰」。《磧砂大藏經》中亦收有唐僧不空奉詔所譯的《佛說最勝無比大威德金輪佛頂熾盛光消災吉祥陀羅尼經》等經，稱「若有國王、大臣所居之處及諸國界，或被五星陵逼，羅喉、計都、彗孛、妖星照臨……但於清淨處理立道場，念此真言一百八遍或一千八十遍，若一日、二日、三日乃至七日，依法嚴飾壇場，志心受持讀誦，一切災難，皆悉消滅，不能為害」。

術家更有以四餘七政在天上的位置推人的祿命者，如羅喉被視為火之餘氣，並以此星「性急，宿怨交仇，不能興義，能作妖孽，主血光，招寒熱、瘴氣，不逢忌曜，貴而有餘」；計都被視為土之餘氣，「含蓄、惡毒，主風勞、血氣、災咎」；紫氣被視為木之餘氣，「性清高、慈善，吉祥之曜，主道藝之流。若人生時臨照，主富貴長壽，遇凶而不成災」；月孛被視為水之餘氣，「多闇昧不明，興危亡之災，主頭風之疾，遇凶則助凶，遇吉則吉」。民間更有與推命相關的歌訣流傳，如稱：「生時計孛若同宮，迤邅還是死前發」、「日月金木並紫氣，當生限內成貴榮」、「羅喉亦是貴權星，限若逢之無不利」、「當生孛至為災異，家宅不寧禍有餘」。

以七政四餘實際佔命的原始文獻，現亦屢可見，甚至通俗**中，亦常出現相關的敘述，如明末清初所作的《玉嬌梨》中，即記一相士為御史楊廷詔之子批命時稱：「計、羅截出恩星，少年登科自不必說……」，又如《金瓶梅》中，記西門慶嘗找一算命的黃先生為李瓶兒推命，黃稱是年為計都星照命，「夫計都者，乃陰晦之星也，其像猶如亂絲而無頭，變異無常。人運逢之，多主闇昧之事，引惹疾病，主正、二、三、七、九月病災有損、暗傷財物、小口凶殃、小人所筭、口舌是非，主失財物，若是陰人，大為不利」。

綜合前論，我們可發現四餘在天算與術數密切結合的中國社會中，其名漸被假借為吉凶趨避之用，至於其原始的天文意義則被日益淡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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