擇吉日與《協紀辨方書》

於是，許多人苦苦探索「天上感應」之由，思考所以獲取天神佑護的道路。《史記·天官書》稱：由於當時列強並立，互相攻伐，兵革紛起，城邑數屠，再加上饑饉、疾疫和各種焦苦，君臣上下同罹憂患。所以，觀天象，察機祥，候星氣之事最勤最急。各國都出現了一批較著名的星佔家。如年齡時魯國的梓慎，鄭國的裨灶，晉國的卜偃，宋國的子韋。戰國時，楚國有甘德，魏國有石申。甘德的《天文星佔》，石申的《天文》，二者結合，就是著名的《甘石星經》。當時各國的大臣，幾乎都精於星佔之學。

於是，以星占學為首的各種**和占驗的數術如雨後春筍，競相湧現。以賣卜為生的人也出現了，而且生意還不錯，足以養活一個10口之家。擇吉辦事的習俗也流行起來了。「外事用剛日，內事用柔日」，就是年齡戰國時期王室及諸國辦事的一個慣例。士人們行冠禮，要特意尋找「令月吉日」進行。據記載，吳國的伍子胥，越國的范蠡、大夫種等，均擅長以干支日辰擇吉，並且屢有奇驗。據說范蠡帶西施出走時，選了個「玄武天空威行」，而且言之者死，說之者狂的日子，使越王勾踐無可奈何。

到漢代，擇吉術形成了，而且還不止一家。《史記·日者列傳》記載：漢武帝時，有一次召集長安城著名的擇日家，問某日可否娶婦？五行家說可，堪輿家說不可，建除家說不吉，叢辰家說大凶，歷家說小凶，天人家說不吉，太一家則說大吉。各執一理，爭得不亦樂乎。最後漢武帝發話：「避諸死忌，以五行為主。」這才一錘定音，解決了這場爭端。

據《史記·日者列傳》和《漢書·方術列傳》，漢代的擇吉術有五行、堪輿、建除、叢辰、歷家、天人、太

一、風角、奇門、七政、元氣、六日七分、逢佔、日者、挺專、須臾、孤虛、六壬、禽星、祿命等共二十餘家，其中不少在年齡戰國時期就形成了。

漢代流行的各種擇吉術，基本上是各為一體，互不依傍，互不統攝的。有的比較簡單、淺薄，有的則10分艱深晦澀，難以掌握。

由於擇吉術的繁盛和擇吉習俗的流行，漢代出現了專講葬日吉凶剛柔的《葬歷》，出現了專載祭祀的吉凶的《祭歷》，專述裁衣沐浴吉凶日的《沐書》和裁衣之書，以及專詳起造房宅和遷徙吉凶的歷書。這些擇日曆書，雖滿足了人們的部分求吉需要，但這種形式的歷書，無論如何也不能將中國人生產生活的所有大小事項一一編注成書。於是，擇吉術日益與記載節氣、年、月、日的歷書緊密相結合，一種類似後世擇吉黃曆的歷書產生了。當時編注曆書的人，石每一干支下除了附註伏、臘、冬至、夏至、立春、立秋等節氣外，還註上建、除、滿、平、定、執、破、危等十二直，以及反支、血忌、八魁、大時、小時、土府、月煞等神煞，方便人們擇日辦事。

漢代曆書中的歷注內容，總的看來還較少，但卻代表了擇吉術的發展趨向，成為後世擇吉黃曆的萌芽，具有極強的生命力。因而在漢代以後不斷髮展，遂漸將建除、叢辰、堪輿、歷家、五行、孤虛、祿命、六壬、奇門、七政等擇吉術的主要內容納入其中。同時，在表現形式上也不斷完美。到唐代，後世擇吉黃曆的基本要素和形式，就已大體具備了。到兩宋，擇吉術及其表現形式黃曆，與清代已無二致，完全成熟了。

漢代擇吉術，以分為特徵。諸家學說，自為一體。後世擇吉術，以合為特徵。各家學說，融為一體，而以黃曆為表現形式。因此，我們現在看到的擇吉術以及黃曆，是一個頭緒紛繁複雜的擇吉複合體。

我國的擇吉術離不開天文曆法，是立足於天文曆法之上的。我國曆法用干支紀年，統稱為干支紀法。干支是週期的迴圈，同時又用來作代號。

我國用干支紀年、紀月、紀日、紀時的起始年代各不相同。紀月、紀日最早，始於夏商。以干支紀年始於東漢建武三十年(公元54年)。紀時最晚，直到唐代，算命先生才以十干配合十二支紀時。這與黃曆形成的時間正好吻合。

擇吉術是一個融匯了多家學說的複合系統，因而它的理論體系極其龐雜。就目前所知，它至少包含這樣一些內容：

1．幹支系統；

2．陰陽五行學說：其中包括陰陽學說、陰陽與五行的配合、干支與五行的配合、五行和四時五方、五行的旺相休囚和寄生12宮、正五行、中針雙山五行、縫針三合五行、洪範五行等等。

擇吉日與《協紀辨方書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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